试论川北地区古族及其氏姓演变（二）

——兼论嫘祖暨嫘祖文化在盐亭

刘泰焰

三、川北蜀、巴边界及灭于秦

著名历史学家、盐亭籍人蒙文通在《四川历代盛衰与户口登耗考略》一文中引《尚书》语云：“武王灭纣，新荒命伐蜀，而封宗姬于巴”（《蒙文通文集》第四卷）。封宗姬于巴，为什么要先伐蜀呢？只能说明殷末周初巴国势力未达川北，更未达靠近周的汉中，所以需要伐蜀打通道路者。可见之前的巴尚在渝水（嘉陵江）水尾即今重庆市区一带。这支巴人很可能是溯清江经下庸（今川江南岸及湖北西南的恩施一带）越大娄山入川南抵渝水尾建巴国的廪君巴人。2007年11月初，宣汉县罗家坝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的前期发掘结束，清理了16座战国墓葬，推测墓主人是廪君巴人后裔，如果推测正确，便可视为系继板楯蛮之后入川建巴国的巴人。巴氏族先后进入，对川东的开发有重要贡献，尤以采盐的业绩誉垂青史，功传万世。至今富驿所在盐亭、南部及川北民间仍称食盐为“盐巴”者。

巴国既被周封为巴子国，其辖地西至僰道，即今四川江安、南溪一带。西北在涪江下游东岸，今重庆市潼南县玉溪乡与合川古赤水县相接处海拔352米的青石山为界（清道光《蓬溪县志·山川》引《后汉书·郡国志》有载）。而北界或垫江（合川），或武胜，全无稽考。我们只能认为南充以上之川北一带仍为蜀地，顶多也只算蜀、巴模糊之地。或因如此，川中各小部落汇聚而来，是故西汉扬雄《蜀都赋》云“东有巴賨，绵亘百濮”，西晋左思《蜀都赋》化用之云“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此言百濮，非专指濮一族分百种，当指濮等多种少数民族汇合，即后来泛称之为“僚人”是也。

看来川北的模糊地位一直延续到了战国后期，楚国之崛起，溯三峡西进，巴国被逼北移，到大将军巴曼子牺牲后，约于周显王三十九年（公元前330年）迁都阆中（见刘先澄等《古城阆中》该书还称：彭图腾为象，巴图腾为蛇，巴迁都阆中途中灭彭，故有“蛇蚕象”传说）。巴都阆中后，北与蜀王开明别封弟苴侯的葭萌（今广元昭化）交好，故不互扰，惟乘虚向西攻蜀掠土。为防巴国西侵，蜀国在今富驿以西40里的井子口边今万安村设亭以资候望，于是富驿地区成为巴蜀争界的战伐频仍之地。不过此种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到周慎靓王五年，即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秋冬间，蜀、苴、巴（稍后）皆为秦所吞灭。距巴迁都阆中仅14年也。由此可鉴蜀、巴两国边界北起富驿永泰的涪山、涪水（宋·文同《永泰县重修孔子庙记》），南至今重庆潼南玉溪乡青石山，皆以大剑山南脉，涪江与嘉陵江分水岭划分者也。亦可鉴巴国势力范围自始至终都未达到涪江水道，仅今潼南以下到汇入合川的一段为其控制而也。

此外，从蜀王、巴王最终都用氏未用姓来看，可知其社会均属父系氏族奴隶制形态。

四、秦汉以降川北姓氏之演变

秦并巴蜀以后，打破了氏族纷争的奴隶社会制度，先后设蜀、巴二郡，郡下设县、设亭，于是盐亭井子口的候望之亭是为秦亭。过95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再过15年刘邦建立汉朝，为高祖，改秦亭名潺亭，属涪县（今绵阳）。由于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作为个人姓名的姓氏普遍使用起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蜀巴内地氏族几与汉族同化难分，今天所有的姓氏当时已经出现。川北虽然也属边徼，但居中原与大西南文化链的中间环节，为交通中原的门户，姓氏的演变汉化更为彻底，只有少数名门望族才有史记其族属了。例如，西晋末年六郡流民起义领袖李特暨其妻罗氏，李为氐人，罗为賨人。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记李特为巴氐族，由宋入元的胡三省注谓“巴氐”是“巴氏”之误。其实这个“巴氐”应解为“巴地氐人”或巴氐混居人，司马光少时随任利州路转运使的父亲司马池在川北与汉中生活过，他对当地情况十分了解，胡三省反而自谬了。富驿所在剑南山区系李特起义的根据地，他战死后，罗氏辅其子李雄继续抗争，最后建立成汉政权，追封李特为始祖，封罗氏为皇太后。罗氏殁后归葬富驿花林鼓楼后山今南部丘垭李封观，现存元代建筑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花林、丘垭、光中、金安、大坪一带，即古西水县地的李姓、罗姓居民不少，在两县皆属大姓，睹物怀古，都为自己的姓氏而感到自豪。不言而喻，他们便是氐李、賨罗的后裔了。

附录一

“射洪人”顶骨化石遗址

1979年10月，原夹江县退休医生张定侯回乡探亲期间，于10月5日在仁和乡十大队一队马鞍山南坡一坎垮塌地边泥土剖面发现一块骨化石。事后，张定侯将骨化石带去成都鉴定，四川省博物馆认为非常宝贵，具有历史、科学研究价值。于是四川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派出秦学圣、范桂杰、胡昌玉、胡发德等同志组成调查小组前往现场，对仁和乡马鞍山的地形、地貌、土质、土层进行勘测摄影、绘图、科学化验等工作。经过7天的艰苦工作，确认该骨化石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骨化石。此化石为40岁左右男性头骨，头骨骨壁极厚，头骨面部的一些特征与现代黄种人比较接近。命名为“射洪人”顶骨化石，它比五千年前的大溪新石器时代人顶骨化石大三分之一，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射洪人”顶骨化石的出土，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以来，西南地区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人类化石遗存五十余处之一。它填补了射洪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空白，对于研究旧石器晚期“射洪人”的体质发展、种族、居民分布、劳动语言、文化交流及研究射洪仁和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古代居民的生活状态和人口组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原载《射洪旅游》119-120页（政协射洪县委文史委、县外事侨务旅游局合编2002年12月内部刊印）。本资料由蓬溪县政协文史委主任胡传淮提供。

附录二

螺图腾与龙图腾浅说

《史记》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为嫘祖。”为何不是为别的什么祖，而专是为嫘祖呢？从后世尊嫘祖为先蚕来看，从中国乃至东方农业文明起源之谓“农桑”这一大文化背景来看，嫘当源于螺(即蚕丝)的图腾崇拜。

何谓“图腾”？原始社会的人们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一般用作本氏族的标志，这标志就叫图腾。对这种标志的崇拜即“图腾崇拜”。如巴是蛇、蜀(原有虫旁)是蚕，蜀巴之先有螺是自然的。情如今之国旗、国徽。上古神话中所谓驱使虎豹熊罴为战者，非真驱猛兽，乃指图腾而言也，

1、“螺”显然是桑、蚕、丝的图象结构字：田指田野、桑田；虫即蚕；糸即蚕吐丝作茧可制丝绸。其中也有蚕由野生到家养的含义。“螺”后来人为地改为“女”旁，表明养蚕治丝为女性大能之事或西陵是母系氏族部落。再者“螺”改“嫘”，如同“蜗”与“娲”，或因后代称女祖为“虫”以为不雅而改。不过典籍所载“女娲”仍是两字通用。由此可知，远古女娲氏或以背负“阴阳鱼”(太极)雏形的“蜗牛”为图腾。川北乡民素称蜗牛为螺丝或以示“蜗”崇拜到“螺”崇拜，或以其形态象螺部落之丝团而来。

2、关于“嫘”的读音。今通行字典皆音“雷”或“累”，而盐亭乡民历来读“螺”(或径书嫘为螺)。笔者以为这既非讹更非错，因“嫘”源于“螺”，仅仅是个地方读音习惯问题。可以说，越是俚语乡音，越具原始成分。累加水旁的漯、累加马旁的骡不是也读螺(音)吗，从方言学、方志学、民俗学的观点看都是存立的。丝绸名目有绫、罗，乃至罗姓的产生，与(西)陵、嫘音衍变似有关联。再者，盐亭境内以罗音命名之地甚多，如罗织坪、大罗山、罗尔弯等等，但又无姓罗的人家居住。细察之，皆嫘祖史迹是也。高灯镇，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载为“乐平”乡，  实是“嫘坪”所改。历传嫘祖在此发明野外植桑养蚕，因夜高举明灯驱蛾鼠之害，故后更名高灯。该志又载“黄浒水、黄虎水”即今雍江，实是黄妇水或黄辅水名之讹也。邻县射洪螺丝池乃嫘祖浣丝池也。绵阳古称绵州、左绵，也因产绵(丝绸绢帛之总称)而名也。盐亭乡民普遍读嫘为螺，家喻户晓、老幼咸知，约定俗成。因此，笔者以为读“嫘”为螺、雷、累音皆可也。

    3、螺图腾与龙图腾的关系。黄帝为了战胜蚩尤、炎帝，他同嫘祖四方游历，大搞统一战线，联合各部族，化干戈为玉帛。其主要策略是以父系图腾熊为头和母系图腾蟜(蛇)为身，吸收其他各部族图腾，如鹿(角)、鱼(鳞)、禽(足)、马(嘴)等等，设计出象征大统一的“龙”图腾，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图腾。历代皇帝称真龙天子，清代的国旗为龙图旗。至今祖国仍称“东方巨龙”。龙图腾和螺图腾的结构表明其时的图腾崇拜已由单一发展到复杂的内涵。也表明伴随图腾产生的各部族的象形文字已发展到较高阶段，故需黄帝派仓颉加以统一整理了。笔者以为龙图腾最重要的是还吸收了黄帝正妻西陵氏螺的图腾。何以见得?因为蟜(蛇)不分节，而龙有九节，古时九为最大数，恰好蚕是“九对气门、八对足、十三环节、咪(小)脑壳”，蚕的九对气门五彩纷呈，特别显著。蚕的形象是缩小的龙。这难道不是黄帝对其妻族图腾中小小蚕儿的夸奖和包容吗?同时我们从龙图腾的产生可以领会统一战线的深刻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黄帝是统一中华的第一人，是空前的集大成者。其享有中华人文初祖的显赫地位是当之无愧的。而黄帝元妃、中华之母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殁世不忘。”(唐·赵蕤《嫘祖圣地碑序》)的业绩，体现男女共同创造世界的历史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原载《嫘祖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