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忘家的红色军运家——侯伯英

    生平简介

    侯伯英（1907—1935），名登仁，又名服周、伯勋、玉州、朱建文，盐亭县林山乡人。1927年，三台潼属联中毕业后考入二十九军田颂尧办的政治讲习所，结业后，分配到二十九军宣传处作宣传员。

1928年，侯伯英经余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建立中共三台党小组，任三台党小组组长（直属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领导）。5月中旬，经省委批准“中共三台特支”正式成立，侯伯英任书记。8月，三台特支报经省委批准，建立中共潼川中心县委，候伯英任书记，领导三（台）、射（洪）、绵（阳）、盐（亭）四县党组织。

1929年4月，侯伯英暗中回盐亭筹建了中共盐亭特支组织。5月1日，中共盐亭县委特支成立，侯伯英任宣传。11月，侯伯英调中共四川省委，从事军运工作。

1930年，侯伯英担任省军委委员、省军委秘书等职，被中共四川省委先后派到合川、广汉、郫县（今郫都区）、永川、灌县（今都江堰市）一带开展军运工作。

1933年，省委派侯伯英到邛崃任游击区军事委员，指挥抗捐军的斗争，并兼任中共邛（崃）大（邑）蒲（江）县委书记。

1934年4月，侯伯英把抗捐军正式改编为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随即组建了12个党支部，设置了6个交通联络点，在游击区内领导农民抗粮、抗捐、抗债、追缴高利贷盘剥的契约。有的乡还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搞土地改革。12月，因叛徒何明全出卖，侯伯英被捕入狱。

1935年1月20日深夜，敌人将侯伯英和另外几个同志杀害于邛崃西河坝，牺牲时年仅28岁。

侯伯英烈士在艰难岁月、险恶环境下一心向党、忘我忘家；为实现党的光辉伟大事业，为谋求千千万万子孙后代的幸福，同敌人顽强拼搏；在被捕后慷慨就义、视死如归。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舍生取义的崇高品质，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时代背景——三座大山压迫下社会风雨飘摇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榨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和人民陷入了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

在漫长的岁月里，盐亭县以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为主。农业主产水稻、小麦、棉花、玉米、红苕、蚕丝、生猪等，工业主产井盐，物产较为丰富。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全县总人口由14万增加到25万，主要有汉、回等民族居住于此。

鸦片战争爆发后到20世纪初，盐亭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盐亭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仅占总人口9.8%的地主、富农的耕地却占全部耕地的26.8%，而全县人均耕地只有2.5亩。农民除向清政府交纳丁粮农税等十几种税赋外，同时还要受地主豪绅高租重押和高利贷的盘剥。官府与地主豪绅狼狈为奸，想方设法把各种赋税负担转嫁到佃户和贫苦农民身上。此外还通过附加、以劳抵租等形式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财富，使广大农民因无法交纳各种赋税而沦为佃户，又因夺佃沦为失地农民，只有背井离乡，乞讨为生。封建势力的压迫加之帝国主义外来势力的侵略和掠夺，使盐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大量倾销洋货，布、纱、纸等商品大量进入中国，仅1904年一年时间盐亭就被输入值银2万两的洋纱洋布，严重冲击了盐亭的棉纺、茧丝业，加速对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的破坏。城乡手工业作坊纷纷倒闭，城乡失业人员增多，他们与失地农民一起构成了失业群体。为求温饱、求生存而进行反抗斗争，成了盐亭人民的共同愿望和革命要求。

 

反帝反封——有志之士在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挺身而出

为了民族的生存，许多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11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理念深入民心，民族工商业较快发展，盐亭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解放。但这次革命是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胜利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窃取，盐亭和全国一样陷入了军阀混战的黑暗统治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黑暗和苦闷中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并逐渐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盐亭人民勇敢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中，以袁诗荛、侯伯英为首的一些思想进步人士首先觉醒起来，接受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宣传新文化，投入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中。他们自觉寻求革命真理，开始接受、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大革命洪流锻炼成长，逐步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不懈地奋斗。

 

一字千金——家族希冀子孙后代通过读书打破桎梏

侯伯英的曾祖父侯元基、祖父侯天德、父亲侯玉顺皆以农为业。祖父侯天德忠厚善良，勤劳吃苦，治家有方，家中粮食满仓，猪羊满圈，鸡鸭成群。他经常利用农闲外出做猪牛生意，据说他去荣山县贩牛赚了一笔钱，被荣山县小桥镇一个同行朋友借去，后来朋友无钱还他，便将小桥街上两间街房抵债卖与他。因为老家离小桥镇太远，不便经营，故将其佃当给街上另一商人使用，当时请中人和地方里正写了“佃约”，规定商人按期向他交纳租金。谁知三年过后，对方置之不理，侯天德便拿上“佃约”去小桥镇理论。再次请来地方里正、中人以及佃房时在场的人，双方都拿出契约，请众理论，谁知众人展开“佃约”细看，“佃”字却变成了“卖”字。原来在三年前写约时，对方欺他不是本地人，又不识字，便买通写约的中人和里正，把“佃约”写成了“卖约”，以约为凭，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含恨而归。回家后思来想去，只怨自己没有读书。于是他常给邻居和儿孙讲起这“一字千金”的教训，并鼓励儿子侯玉顺一定要把书念好。侯玉顺谨遵父训，发愤读书，很快在王家坝成了远近闻名的“文人”，为人写对联、碑文、祭文、契约和诉讼文书。侯玉顺能农、能商、兴办实业，养蚕、缫丝、纳布、开办染房，家资富裕，在族中首屈一指。他有6个子女，侯伯英是他的第二个孩子，也是侯门祖孙三代中第一位亲生男丁（祖父、父亲皆系王姓抱继），侯家长幼爱之如掌上明珠，将读书和光宗耀祖的厚望寄托于他。

 

勤奋好学——天资聪慧不负厚望茁壮成长

侯伯英幼时天资聪慧，上学前便能诵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之类启蒙书；五岁时便能坚持每天写毛笔字三篇，自觉交父亲查验指点；七岁入妃龙堂私塾，刻苦用功。私塾几年，他除读完了当时必读的“四书”“五经”外，也研读群书，无论小说、剧本，如《三国》《水浒》《聊斋》等，什么都读，私塾老师常夸他文才、口才、人才“三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家教育部实行学校公办与民办合并，并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以便于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因此入学人数增多。由王家宗祠开办在王家坝的私塾学校，只能供有钱人家读书，冯河乡政府在“妃（飞）龙寺”庙内办起了公立学校，供四邻贫家子弟学习。侯伯英家境虽比较殷实，但仍没有资格在自己家门口的王家私塾学习，而要越坝爬山前往离家五里地，位于山上的飞龙寺学校读小学。飞龙寺山上饮水困难，需要上学学生每人提一大瓦罐水上山供老师日常生活和学生学习磨墨。侯伯英不畏困难，孜孜不倦，顺利完成飞龙寺学校学习，并以优异成绩考入盐亭县第三高等小学（即柏梓高小）。新中国成立后飞龙寺学校被撤下山来和原王家坝私塾学校并在一起，更名为“冯河区完全小学”，成为公立5年制完全小学。

 

少有大志——目睹满目疮痍，立誓改换新天地

侯伯英酷爱文艺，才貌出众，演《四郎探母》，他扮演杨四郎；演《燕城大战》，他扮演岳飞。他说：“岳飞是忠臣，救国救民，应向他学习”。坟坪里的大石板，碾子沟的土台，是他的天然舞台，一演出，时常吸引不少观众。邻近富商知晓此事后，强迫侯伯英为他演出专场，侯伯英对这种强权压人的行为很是不满，借着戏词讽刺道：“本帅在驾下为臣，你这些乌龟王八，不做庄稼来看戏……”侯伯英不畏强权，敢于反抗的精神已经可见一斑。

青少年时代的侯伯英，性格倔强，待人诚实，爱打抱不平，遇有大同学欺负小同学，他总是挺身扶助幼弱，帮助遭人欺侮的弱小者；遇到谁家有苦难，他总是乐于接济相帮，经常给他们送笔、墨水、作业本，深得大家的赞美。

他在多次聆听袁诗荛的演讲后，深受其先进思想的启发，便萌发了追求真理，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强烈愿望。当时，正值四川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不休，派款征兵，官匪勾结，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有次过兵，一些士兵钻到他家，抢走了家里的猪肉等物，还用刀把多病的母亲打倒在地。又一次过兵，国民党部队又拉夫，又抢粮，还把他的父亲捆在柱头上痛打一顿。侯伯英耳闻目睹军阀割据，兵荒马乱，满目疮痍的时局，满腔怒火，愤慨地对老人们说：“这主要是世道不好，我长大了一定改它！”

 

投身革命——更兴东风筑澜阔，再掀巨浪谁与强

1927年，侯伯英在潼属联中毕业。此时，正值大革命高潮，革命风暴席卷全国，驻三台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适应潮流，不断扩充实力，保全自己，便声称执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军内办起政治讲习所，招收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培训。侯伯英抱着挽救祖国，振兴中华的愿望前往报考，顺利被录取。讲习所共设三个班，一个是该部队营以下的军事干部班；一个是招收的青年学生班；一个是男女兼收的宣传班。学习期为三个月，其教官多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侯伯英当时在宣传班，学习的内容有《不平等条约》《外交失败史》《政治经济学》《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教唱的歌有《国际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打倒列强》等。侯伯英学习努力，富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讲才能，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该军部宣传处作宣传员。作宣传工作，侯伯英感到很理想，他遵循孙中山先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谆谆教诲，在实践中领悟出，要唤起民众，必须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工农兵，面向现实，有针对性地，深入浅出地宣传民众，唤起民众觉醒。所以，侯伯英等人除写文章办墙报外，还到街头、茶馆、酒店，演出歌剧、话剧、话报剧等，受到当地群众欢迎。他主演的反映日本侵略朝鲜，奴役朝鲜人民的话剧《山河泪》，更是因为剧情扣人心弦，表演生动感人，受到群众大力追捧。

 侯伯英潜心学习理论，研究历史，正视现实。他读了不少经济、政治方面的书籍。一本名叫《对华的门户开放主义》的小册子，记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王朝腐败无能，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对他认识社会，了解社会，以至后期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年，正值天旱，赤日炎炎，热浪滚滚，禾苗枯萎，农民眼看秋收无望，生活无着，纷纷到县府请求赈济，县府视若无睹，置之不理。此时，正值二十九军军部政治部主任蒋特生生日，各机关单位官员却大送其礼，大摆宴席，宾客满堂，演戏三天三夜，挥金如土。此情此景，侯伯英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愤愤不平地指责这是：“为富不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刮民党”。此后，他终日沉思、探索、寻求改造社会的途径。

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发生后，成都师大的共产党员余桢、杨鹤鸣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余桢任连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接触，余桢对侯伯英的思想和活动逐步了解熟悉，发现侯伯英是一个思想进步、有才有德的热血青年，可作为培养对象，便有意识地培养他，经常借给他《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火花》等革命进步书籍阅读，并给他指出了方向。侯伯英阅读后，得出了坚定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向余桢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经党组织考察后，1928年夏天，侯伯英、范洪先、罗定中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

 

建立党组织——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

1928年3月，经在三台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部工作的地下党员于桢、杨鹤鸣二同志的培养，介绍了第二十九军政治部宣传员侯伯英、范弘先（盐亭县城人）和训育课员罗定中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成立中共三台党小组，侯伯英任组长。这是三台地方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党组织，隶属中共四川省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领导。

中共三台党小组成立后，一面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共中央的主张，开展进步活动，培植进步力量，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一面同军阀进行斗争。5月，范弘先在三台城内会见了从武汉回三台的郑薪传（三台高堰乡人），并发展他入党。三台县城这期间发展了8名党员，已具备建立特支的条件。报经省委批准，8月中旬，中共三台特支正式成立，侯伯英任书记，范弘先任组织委员。时隔不久，范弘先参加了中共川西特委在成都召开的会议，回来后，在三台特支会议上传达了会议精神。特支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派范弘先回到盐亭，在国民党县党部以文书干事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建立中共盐亭特支打基础。

1928年11月，范弘先在盐亭师范学校通过个别串联，发动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学生运动，反对国家主义派，掀起学潮。12月，县里官绅认为范弘先是捣乱分子，将他革职。

1929年4月，侯伯英因公务回盐亭（盐亭属二十九军防区），上级党组织借此机会派侯伯英筹建盐亭的党组织。范弘先、侯伯英介绍师范学校学生虞国正（又名虞任公）在盐亭县城南街赵家祠（后为党的联络站）入党。5月1日，中共盐亭特支成立，由范洪先任书记，虞国正任组织委员，侯伯英任宣传委员。特支建立不久，侯伯英重返三台，后调四川省委从事军运工作。

侯伯英一手创建了中共三台、盐亭地下党组织，在三台和盐亭大地上播撒下了革命火种。其后，各级党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在三台、盐亭蓬勃发展，领导两县人民开展了柳池暴动、“四抗”运动、潼保马路斗争等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还成立了工农前卫团等革命游击队伍。最为重要的是建立了从成都、重庆经盐亭到川陕苏区的地下交通线，为川陕苏区秘密送去了大量情报、物资和人员，有力地支援了川陕苏区发展。

 

从事军运工作——保障后勤，解决红军后顾之忧

1929年夏天，侯伯英到成都向女友黄作芸谈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叛变后，祖国暗淡的现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悲惨处境，中国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有出路。明确表明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职业革命者，他将抛弃金玉其外的饭碗，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希望黄作芸在革命的征途上，随时给他督促和鞭策，黄作芸欣然支持。

为全力从事革命活动，侯伯英返回三台向二十九军政治部交了辞职申请。政治部主任蒋特生批示：“爱生言切，希仍留部”。侯伯英见未批准，便大造要到南京去的舆论，而实际是已经奉调四川省委从事军运工作。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四川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积极配合全国暴动，将党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并发出第十八号通告，调派了大批党、团员和骨干，分别安置在军队和地方工作，领导群众斗争，发动游击战争和农民暴动，创建新苏区。

侯伯英调到省委后，即被派到合川，了解合川的军运情况。因合川革命力量薄弱，起义条件尚未成熟，他向省委汇报这一情况后，省委派他到广汉，帮助广汉驻军起义。驻广汉的部队是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陈离，1927年与共产党接触，受革命思潮熏陶，思想日趋进步，对蒋介石的寡头独裁，军阀的飞扬跋扈，深感不满。当即表示：“要干，大家一道干”。这以后，四川省委先后派出多人到该旅搞军运工作，到1930年，已发展党员一百多人。全旅三个团八个营，半数以上有中共党的组织，不少连队都有党员。起义在积极地准备着，省行委派廖恩波参加兵变领导，实际由刘连波、徐昭俊负责，侯伯英参加了酝酿，讨论起义的有关事项。10月25日(农历9月初4日)夜，起义开始了，起义人员占领电话局和电灯公司，控制了通讯和照明系统，砸开武器库，夺取了枪支弹药，扣押了旅部秘书等可疑人员，击毙了对抗起义的军需处长和几个值勤官。26日，全城平静，改编部队为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一路，打出红军旗号、向绵竹方向挺进。起义开始很顺利，但在几天后遭到敌人合力围击而失利。

广汉起义失败后，侯伯英返成都。这时，他已经担任省军委委员、省军委秘书，工作更忙。既要应付自己的社会职业(当时以报社校对，军内文书作掩护)，又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革命工作上，宣传群众、组织人员及士兵哗变参加红军，搞武器弹药等等。他往往是清晨出去，午夜才归，联系工作，接头交换情况，多在茶馆进行，较多的是“陆羽茶社”。 这一时期，全川军阀混战加剧，各地群众斗争普遍开展。侯伯英受省委和省军委的派遣，又先后到过广安、永川、灌县等地方检查军运工作，发动、组织兵变和农暴，迎接红军入川。一次，他给黄作芸写信谈他在外的艰苦，天气酷热，有时一天步行一百二三十里，救急药品如十滴水等都得带在身上。路上受了热，病了，吃点药，又抱病冒暑前进。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向川陕边区挺进。侯伯英常常拿出报纸和地图，从中了解红军的部署，行军路线。常说：“徐向前是很有才能的军事家，我们这一代人受苦难，等到下一代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了”。

为从人力、物力、财力、武器、医药等各方面大力支援红军，四川省委和省军委做了大量工作，侯伯英的工作更忙。为了配合红四方面军的斗争，侯伯英到驻防崇宁县(现郸县唐昌镇)的二十八军第六混成旅开展工作。在交往中，他结识了二团二营六连少校连长李奇柱(又名李鹏)。李奇柱是当兵出身，懂得军事，社会交往宽广，上至军部，下至排班很有名气。于是，他发展了李奇柱入党，并在此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联系敌军中下层军官以及掌握敌军状态、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影响力。1935 年1月，该旅被派往剑阁嘉陵江前线围截红军，有两个连举行兵变，击溃敌军一个营，肢解了两个连，给红军输送了弹药、医药，为红军渡江打下了良好基础。l932年冬，侯伯英调走后，省委又派叶伯刚来该旅接替工作。这期间，侯伯英给红军和游击队，筹集输送了不少武器弹药。甚至有一次，他只身一人从校场坝二十九军一个营长处弄回手榴弹和武器。这些手榴弹、枪支、子弹，每次都是分别装进胡豆瓣罐、药箱等器具内，外面贴上标签伪装起来送出去。

侯伯英对党的事业严肃认真，只要对党有利的事，他就主动去干，毫不推卸。1933年9月，军阀刘湘在成都疯狂“清共”，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杨森等国民党军阀混战不休。不少党团组织遭到破坏。省委改组后，侯伯英任省军委负责人，当时负责省军委活动经费的人慑于白色恐怖而逃走。侯伯英目睹此情，毫不胆怯，他同省委书记廖恩波，省军委书记覃文等，坚守战斗岗位，顶逆风，战恶浪，积极地为党工作着，主动承担起省军委经费筹供工作。他自动收了几次上级给“沈均伟”(即省军委)寄来的津贴，每次二、三百个银元不等，他马上分发到同志们手里，以便开展工作。有一次，一个同志因工作需要用钱，而组织上一时又没有，侯伯英把自己的一床被盖当了，把钱交给了这个同志。又一次，他动员爱人卖掉了结婚的一只金戒指，他说：“现在为革命吃点苦，将来革命成功了，会比现在幸福十倍、数十倍”。有的同志生病了，或者负伤了，侯伯英总是满腔热忱地照料，亲自找医生看病、买药，送汤送饭，照顾病员，望他们尽快康复，投入战斗。如遇有人见革命处于低潮而灰心丧气，侯伯英总是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他说：“革命不是一帆风顺，是会遇到逆流和艰难险阻，有时是高潮，有时是低潮，但终归谁也阻止不了革命的前进”。他语言恳切，使悲观者重新充满信心，又勇敢地踏上了战斗岗位。

侯伯英火热的阶级情谊，把同志们团结得紧紧地。当时，赵影梅(覃文的爱人)说侯伯英“沉静得像个大姑娘”。覃文说：“在同志面前，他温顺得像大姑娘，对付敌人他却十分勇猛、坚强”。

同年，他祖父母、父亲和二弟相继去世，侯伯英为党的重任未能回乡奔丧，他悲痛万分写道“悲痛交集调长掉，心中好似滚油熬，养儿孙为的是防老，总望灵前有子把孝包。又怎奈敌伪横行如虎豹，革命火焰熊熊烧。到底是回家去戴孝，还是战斗把热血抛？尽忠犹如尽孝道，忠字更比孝字高。”

 

指挥游击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3年10月，因覃文被捕牺牲、廖恩波调往中央苏区，省委决定组建临时省委，由史伯康代理省委书记，军委侯伯英、叶伯刚在省委领导下，负责全川的武装斗争。

当时全川的武装斗争，“是在敌人前方，左右翼、后侧组织兵变与建立新的游击队来瓦解敌人队伍，粉碎敌人对苏区与红军的围剿”。因此，特别“注意了前线的兵变与恢复邛大的游击队”。

邛大游击队，先为抗捐军，是1932年成立的。活动于邛崃、蒲江、名山、洪雅及大邑、芦山一带，抗捐、抗款、惩治恶霸，声势浩大，当时，反动政府十分恐惧，多次派兵对抗捐军进行围追堵截，使抗捐军处于困难的境地。为了配合红四方面军行动，对付敌人围剿，加强对抗捐军的领导，1934年4月，省委派侯伯英到邛（崃）、大（邑）、蒲（江）一带，指挥抗捐军的活动，恢复邛大游击队工作。他到邛崃以做茶叶生意作掩护，住在东街吴家染房，任邛大蒲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区军事委员。随即组织建立了12个党支部，设置了6个交通联络点，整顿游击队，使各地隐蔽的游击队逐渐恢复了活动。

这里是武装斗争前线，斗争十分复杂。侯伯英既管地方工作，又管武装斗争。为工作起见，他每到一处不得不更换一个名字，侯玉州、侯伯勋、朱建文就是他曾用过的名字。他扮着茶叶商人，来回奔走于邛崃、大邑、蒲江等地城乡，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斗争活动。一次清乡，敌人将侯伯英抓住，他说：“我是做茶叶生意的，认识陈二娘。”敌人押他去问陈二娘，陈说：“我认识，是做茶叶生意的，我担保。”由于侯伯英沉着机警，敌人又未掌握任何证据，只得将他释放。

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邛大游击队日益壮大，侯伯英先后布置和指挥了几次游击战，如鸡公洞之战，拦截敌人汽车一辆，缴获一车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蒋山之战，打死清乡军10余人，余敌在一阵梆梆声、喊杀声中惊慌逃窜。在邛大蒲三县交界的游击区内，农民斗志旺盛，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协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还划分阶级成分，搞过土地革命，进行抗粮抗捐，追缴契约债券的斗争。石头乡还当众火化佃契、当契和债契。

游击队活动频繁，土豪劣绅纷纷逃遁，军阀官府深感不安，他们在《新新新闻》上惊呼：游击队“在由邛州至雅州方向之马路右边一带，所占幅员纵长七十余里，横广六、七十里。其中居民五千多户，已被匪赤化”。他们“组织严密，平时宣传抗捐抗租，号召诱惑。一遇军团，化整为零，分窜各地，故军团一无所获”。虽属“星星之火，深恐为燎原之势，再演成通南巴之惨剧”。于是，四川军阀政府委派李家钰为剿共总司令，先后纠合邛蒲周围十五个县的驻军和团防队，于1934年秋冬，又一次对游击区进行围剿。

斗争空前激烈，游击队坚持苦斗，与敌人周旋于深山密林中。11月，曾海云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为掩护同志和群众撤退，不幸被捕英勇就义。面对敌人暴行和地主恶霸还乡团的反扑，侯伯英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以高昂的革命意志，誓为劳苦大众献身。他顶风冒雨，跋山涉水，废寝忘食，终日奔走在游击区内，一面组织游击队员和群众，捕捉战机反“围剿”；一面亲自书写标语、传单、布告，四处张贴散发，扩大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他还筹集武器弹药。将子弹、手榴弹、枪支装在易于隐蔽的麻罐子里头，上面装上皮蛋等物，运给夹关、平落、石头、郑西山的游击队。在斗争残酷时刻，大家见到了老侯，倍觉党的温暖，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员和群众的斗志。

 

英勇就义——碧血铸忠诚，光辉照后人

1934年12月，邛大蒲中心县委被游击队的叛徒何明全出卖，侯伯英夫妇被捕。敌人想劝降侯伯英，侯伯英却神色不动，把阴森的审讯室变成宣传革命的阵地。他揭露国民党的罪行，自豪又激昂地指出：“共产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中国革命必胜，国民党必亡”，“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怕死不革命，革命是不怕死的”。

第二天，侯伯英被带上了沉重的脚镣手铐，由城防部监狱转到县监狱。他遍体鳞伤，精神不支，饭也无法食用，但他咬紧牙关，不哼不叫。又过了几天，他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给闵一涵写了一张条子：“财产要保护（指文件），同志要照顾，平儿及芸亦希关注（指儿子和妻子）”，他已经预料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了。一个夜晚，敌人又提审侯伯英。他们先把侯伯英带到审讯室，随后把黄作芸和他们的儿子带进来，不难看出，敌人见硬来不行，改用了软的花招，想用夫妻情，父子爱来软化他的斗志，然而侯伯英见到妻子和儿子，虽有遗憾不舍，仍然初心不改，敌人见实在打动不了侯伯英的心，只好把他的妻子和儿子押下去。软硬兼施都不行，敌人终于下了毒手。

1935年1月20日（农历1934年腊月16日）深夜，敌人将侯伯英和另几名同志，秘密杀害于邛崃西河坝。侯伯英就义前，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侯伯英烈士纪念馆

家乡人民为纪念英烈，于2002年8月修建侯伯英烈士纪念馆。坐落在盐亭县大兴回族乡龙泉村（侯伯英出生地）飞龙山腰处。

纪念馆掩映在龙泉村飞龙山腰的苍松翠柏中，前对剑砍山，后依飞龙山，左连复明乡，右邻林山场，山坡植被葱郁，多以松柏为主。

纪念馆坐西向东，占地20亩，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呈四合院分布，一楼一底，砖木结构。建筑有两层，上层为侯伯英纪念馆活动中心，下层是纪念馆。院中有200平方米的休闲广场，两侧是两座木制天桥通广场，正中由50级3米宽的石梯通纪念馆大门，石梯两侧是八字形排列的两幢木楼房。纪念馆两边各建3间木楼房作茶园，左边木楼上下8间，上层住宿，下层是文化活动室，右边是餐饮部，中间是500平方米的活动广场。

纪念馆内藏有侯伯英革命事迹图画33幅和爱国主义教育资料；陈列书报杂志、文件和宣传品等。

英烈业绩垂青史，碧血遗愿照后人。侯伯英烈士永垂不朽！让我们踏着烈士用鲜血染成的道路，奋勇前进，建设我们光辉灿烂的未来吧！